说李作鹏是一块沉默的石头，但是，这是从火山口喷出来的石头。文革中，这块石头落在地面上一个阴冷的角落里，它从火山里带出来的温度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接下来等待它的，是一段漫长而安静的岁月。
最初几年，他一直处于隔离审查之中。那时候的调查节奏很慢，一方面要弄清很多历史问题，另一方面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变化。
1976年以后，中国政治局势再次发生转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林彪集团的问题重新被系统清理。但是，很奇特的是，这两个集团，“四人帮”的文官集团和林彪的军人集团，原本是斗得你死我活，此刻却归为一堆，叫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”。
1980年，中央决定公开审判所谓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”。在这次审判中，李作鹏是被告之一。
当年的电视画面很多人都还有印象：被告席上坐着几个人，表情各不相同。有人辩解，有人沉默。李作鹏大体属于后一种。他的态度比较简单：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，但很少进行激烈辩护。
虽然很少，但也是很坚定地说自己想说的话。李作鹏出席了五次庭审，为自己作了辩护发言。
李作鹏表示，自己要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实事求是，有错认错，有罪认罪。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有关我的问题，凡是有事实根据的，应当承认；无中生有、无限上纲、与事实有出入的，应当申辩。我绝对不为过关而下跪，不为宽大而撒谎。同样也不在确切的事实面前进行狡辩。
这种表现，与他的性格其实很一致。
按照主审的伍修权的说法，李作鹏受审时，头脑相当清楚，小事承认痛快，大事决不含糊。如1971年9月6日，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，李作鹏供认不讳，但强调两点：南巡谈话内容，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，而他告诉黄时，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。这两点，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。
刘丰是开国少将，当时任武汉军区政委。他也被定性为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，但是免于起诉，作退出现役处理。
李作鹏被判有期徒刑17年。
和一些人相比，这个判决并不算最重，但也意味着一段漫长的监狱生活。
监狱里的生活很单调。而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人，在监狱里往往变得非常安静。
权力忽然消失以后，剩下的只有时间。
据后来一些回忆材料说，李作鹏在狱中的生活比较规律。读书、散步、写一点回忆性的东西。
李作鹏后来关押在秦城监狱，和其他几个老战友，成了狱中的难兄难弟。
秦城监狱关押的，大多是高级干部。这里既是监狱，又带着一点“干部管理所”的性质。生活条件当然谈不上好，但和普通监狱还是不同。
李作鹏在里面的状态，有一个特点：很少抱怨，也很少申辩。
沉默的石头，本来话就不多。
有工作人员回忆说，他平时喜欢一个人坐着，有时候发呆，有时候慢慢地散步。那副墨镜当然早就没有了，但眼睛依然怕光，看东西有些吃力。
他在监狱里读书不算多，写东西也不算多。有的人在那种环境里拼命写回忆录，或者写申诉材料，希望早一点翻案。李作鹏似乎没有这种强烈冲动。他更多是接受现实。
有人问过他一句话，大意是：你觉得自己错在哪里？
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：
“站错了地方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短，但意思很复杂。
如果从政治责任上说，他确实属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；但从个人性格上看，他并不是那种善于谋划政治的人。
很多熟悉他的人后来评价说，他更像一个打仗出身的军人，而不是政治人物。他其实更关心战场。
有一次，监狱组织放电影。那时候的电影并不多，大多是战争片或者样板戏改编的影片。有人注意到，放到战争场面时，李作鹏会看得比较认真。尤其是炮火、阵地、部队推进这些镜头，他会盯着屏幕看很久。
也许那时候，他想起的是东北的那些战场。四平、辽沈战役、南下，那些真正决定命运的时刻。
他在监狱里还保持着军人的一些习惯。
作息很规律。起床、吃饭、散步，都比较准时。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。
有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，这些将军犯人里，有的人情绪起伏很大，有的人喜欢争辩历史责任，但李作鹏比较安静。有时候一天说不了几句话。
1980年代初，中央对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”成员逐步做出处理。李作鹏被判刑，后来又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获得减刑。再后来，他被允许离开监狱。
李作鹏出狱后组织安排他落户山西太原。组织上要求他改名，他不同意，经再三工作，他才答应化名为“李明”。他说，“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。”
太原这个城市，对他来说多少有点陌生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在军队系统里度过：东北、北京、沿海。太原既不是他的故乡，也不是他曾经工作的地方。但从某种角度看，这样的城市也许更适合一个需要安静生活的人。
在太原，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。
每天散步，看看报纸，偶尔和老朋友见面。很多人回忆，他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，只是依旧喜欢戴墨镜。
那副墨镜，好像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。
晚年时期，他整理了一部回忆录。就是后来出版的《李作鹏回忆录》。该书的腰封上写着：“共和国开国中将、人称林彪爱将、官称林彪死党、自称普通一兵”。这也是他自己的定位。
在我看来，相比于邱会作、吴法宪的回忆录，李作鹏的回忆录分量略轻。我听说，李作鹏向看管他的人员提出要写回忆录，得到的答复是可以，但是要侧重在建国前。其实，建国前他只是一个军事指挥员，而且级别不那么高，人们希望看到的，是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的回忆，因为他曾经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——既是军队将领，又进入过中央政治结构。当然，这本书也很有史料价值。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来说，这些材料仍然很重要。有时候，一句不经意的话，比长篇分析更有价值。
尽管李作鹏是“沉默的石头”，但是他却是性格鲜明的人。
1980年初中央决定对“两案”进行审理。在预审期间，代表中央的预审人同样给李作鹏扣了很多大帽子。李作鹏反驳说：“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以假乱真？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？你的证据在那里？你以为你用中央的大棒子，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，就能压服我，就能吓住我，做梦！妄想！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来审问我。”
这几句话，显现出他的军人本色。这块石头，还是很硬的。
出狱后，他给海军党委写信，说他的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，尤其是没有就业的，困难更大。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我有的东西，可以救济（孩子），以免流落街头，影响不好。据说我家被抄两次，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，丢失不少。我对此非常愤慨。请你们予以追查，按党的政策处理。
把“一小撮王八蛋”也落在了纸上，也可见性格。
就拿喝酒来说，李作鹏像很多军人一样，好酒，人称“李烧锅”。所以部队若缴获酒，必先送给他。1946年夏，东野部队由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。部队刚宿营，李作鹏即与几个战友摆酒豪饮。不料被林彪看见，林总大怒：“现在什么时候，部队搞得乱七八糟，你们也不心急！”说罢掀了酒桌。李作鹏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处长。
也难怪林彪发那么大的火，当时有一侦察科长投敌了，我军的行动情况，敌人弄得一清二楚，林彪怎能不发火？
李作鹏酒瘾大，酒量也大。抗日战争胜利后某日，酒瘾发作，与警卫员苏烈四处找不到酒，李作鹏让苏烈取卫生所的医用酒精掺水，与苏烈一人一碗。李作鹏饮后面不改色，并参加会议，而苏烈则大醉，睡了一天一夜。
李作鹏出狱在太原时，也没忘记酒。那时，他每月生活费350多元，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。他开玩笑说，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，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，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。
写字也表现性格。李作鹏晚年喜书法，自谓不临帖不临碑，不摹柳不摹颜，随心所欲，龙飞凤舞，名之为“李体”。他住的房子，南墙临窗，挂他的书法条幅《赤壁赋》，西墙上有条幅“江河万古流”挂正中，这取自杜甫诗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诗言志，旁人一看就懂。
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，送李作鹏征求意见。李作鹏竟在书上批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：
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，不是军事家，在东北战场上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。有人告诉李作鹏，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，罗帅名列其中，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？李作鹏郑重说：“实事求是说，他是位政治元帅。抗日战争时在山东，我是参谋处处长，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，特别是军事上的事。在东北，他身体不太好，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。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，他擅长政治工作，为人厚道，有长者之风。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，就什么都好；说一个人坏，就什么都坏。”
他心里很明白，关键时候的话，他也是要说的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李作鹏受约观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《大决战之辽沈战役》。作为辽沈战役时，李作鹏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，后任第四十三军军长，那段历史他非常清楚。但是，他对电影提出了批评，尤其指出罗荣桓、林彪、刘亚楼等人物的刻画失真，并说：“如果罗荣桓在世，此片肯定通不过！”他特别强调，银幕上的罗荣桓“高调”“抢镜头”，而真实的罗帅“话少、沉稳、从不抬高自己”；林彪被演得“阴郁犹豫”，但李作鹏认为真实的林彪“果断有气势”。
他出狱以后，在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的情况下，还是说了一般人说不出来的话，因为他是当事人，他也是历史的亲历者。
这块“沉默的石头”一旦开口，还带着火山口的热度。
说到最后，还是要强调一下，任何人都有复杂的多面性，李作鹏也不例外。全面看一个人，其实不容易，很多人会被预设的立场绑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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